如今，家住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的王阿姨养成了一个新习惯：每天早上出门遛弯，她都会提着一个绿桶，桶里装着前一天家里产生的厨余垃圾。到小区门口，她把桶放在一个浅绿色架子上，上面已经整齐摆放着十几个邻居带下楼的绿桶。

　　不一会儿，负责收运垃圾的工作人员开着三轮车来了，通过机器扫描桶上安装的智能积分卡，王阿姨投放厨余垃圾的次数被换算为积分，实时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里。积分到一定数量后，王阿姨可领取相应奖励。厨余垃圾则被送到处理站，由专门环卫车辆运走。负责该项目的某环保公司项目经理邢智磊说：“现在雅宝公寓近一半居民会将厨余垃圾放到绿桶里，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好。我们准备积极推广。”

　　只有积累更多好模式、好试点，才能引领更多人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形成新时尚。为此，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超大城市先后就生活垃圾管理进行修法或立法，通过督促引导，强化全流程分类、严格执法监管，让更多人行动起来。有专家将这形容为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

　　再过几天，《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正式开始实施。这个条例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其标志性意义：在进行20多年倡导工作后，上海率先将垃圾分类纳入法治框架。

　　通过立法，上海市明确了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和干垃圾4种生活垃圾分类标准，旅店、餐馆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首次明确对生活垃圾全流程进行分类，确立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和相应法律责任等。比如，个人如果混合投放垃圾，最高可罚款200元；单位混装混运，最高可罚5万元。

　　“此次立法的意义在于，将以往的环保志愿行动转变为每个市民应尽的法律义务。”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新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以前在前端分类、后端处理等方面做得很好，不过各环节衔接有待提高。

　　不止是上海，很多超大城市也纷纷加入到推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队伍中来。

　　在5月底召开的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北京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员会建议，尽快修改完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依法推行垃圾强制分类，对违反垃圾分类规定行为设定相应罚则；杜绝混装混运现象，明确“不分类、不收运”的倒逼机制。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早在2012年3月就开始施行。不过根据相关调查，对条例具体内容有了解的北京市民占比不足两成。

　　在深圳，《深圳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规定（草案）》已完成向社会征求意见，立法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其中，楼层撤桶、个人未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罚款提高了10倍等规定，引发热议。

　　“相对于罚款，目前更重要的工作在于打通垃圾分类各链条。”广东省社科院环境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云敏对记者表示，应该通过建立完善机制，让居民尽快了解如何进行垃圾分类以及垃圾的去向。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0年底46个重点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在这个过程中，超大城市的带头作用和示范效应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城市生活垃圾数量、垃圾分类环节脱节、居民参与度不高……种种掣肘也让超大城市的垃圾分类工作变得更为紧迫。

　　不过，对于相关违规行为具体怎么罚，难点也不少。比如如何监督，如何确定分类正确的标准，谁来检查分类是否正确，惩罚法人、物业还是投放人，责任主体内部如何传导惩罚机制等。专家对此表示，应依靠科技支撑，将罚款与罚人相结合，让未分类机构利益受损与责任人个人利益受损相结合。

　　“知行合一，关键在行。进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就是打破这个怪圈的钥匙。当然，监督和处罚必须到位。下一步，向居民覆盖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是更难的工作，但必须往前走才有希望。”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吴向阳说。